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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档案编研的社会化与大众传媒化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8-18 19:34:55    来源:网络    浏览次数:877    评论:0
导读

一、社会化----档案编研发展的必由之路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一个社会高度信息化的崭新时代。作为国家文献信息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事业,也面临着由传统的档案实体管理体制向着以全方位的档案信息管理、档案信息服务和档案信息开发三位一体为特征的新体制的历史性转轨。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发出了“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号召,将开发包括档案在内的信息资源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

一、社会化----档案编研发展的必由之路
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一个社会高度信息化的崭新时代。作为国家文献信息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事业,也面临着由传统的档案实体管理体制向着以全方位的档案信息管理、档案信息服务和档案信息开发三位一体为特征的新体制的历史性转轨。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发出了“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号召,将开发包括档案在内的信息资源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档案事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8月27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上海市档案馆时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档案就是很重要的信息资源。要努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积极为改造和振新上海服务。”。作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主要手段的档案编研,也因此必将成为中国未来档案事业建设和档案学研究的中心,这是社会高度信息化的必然结果和要求。
面对信息化时代的降临,档案编研工作应如何应付挑战呢?除了进一步加强硬件建设外,我认为,档案编研的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必由之路。它包括下述三方面原因:
首先,满足社会的全方位需要是档案信息开发、传播和实现其全部显现或潜在价值与社会功用的唯一途径。档案信息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取决于档案信息对社会不同层次需求的满足程度。满足程度越高,说明档案信息开发的质量和水平也越高,相反亦然。档案信息资源要从封闭走向开放,成为全社会共享的公共财富,并非简单地由档案编研工作者的一厢情愿来决定的。如果不对社会的档案信息需求作出前期的预测和客观的论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制造出来的东西,很有可能成为一堆毫无价值的信息垃圾。因此,全方位地考察、研究和论证社会各层面对档案信息的不同需求,是实现档案编研课题的科学化决策、合理化管理和课题价值最大化实现的充分与必要的前提条件。如上海市档案馆在开发电视系列专题片《档案里的故事》时,就将该片的主要观众定位于三个层次,即在校的青年学生、在职职工、退休的过来之人,做到了有的放矢。
其次,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对档案资源的广泛需求,为档案编研的社会化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档案信息资源除具有一般文献信息的共性外,还有着其独特的个性,即作为第一手材料的原始性、具有或曾经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与凭证性,此外还具有文物价值的珍贵性和一次性,以及鲜为人知的历史机密性、一定的直观性等。社会不同群体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千差万别,既有对其一般共性的需求,也有对其某一特殊个性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方面使档案编研获得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档案编研从形式、内容、手段、方法到具体的操作程序等各个组成部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使档案编研具有了更大的可塑性和延伸性。档案编研得以实现跨学科、跨媒体、跨行业的全方位大发展,日益显示出其作为综合性边缘学科的独特优势。如上海东方电视台拍摄的系列电视专题片《星期五档案》,就充分利用了档案信息资源所拥有的各种特性。编导们以反映不同社会性热点问题的各种档案信息作为切入口,将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对比和思考结合起来,使公众通过对真实、直观且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的关注来认识自我和人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再次,档案编研的社会化,也是新时期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编研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信息化时代,档案事业的发展日益依赖于与社会发展的接轨程度,无论硬件或软件都是如此。只有通过不断地开发、提供、运用和推广档案资源创造的信息产品,不断地强化社会和大众对档案服务信息重要性的认知程度,才可能逐步提高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待遇,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档案编研工作自身也面临着档案信息服务的进一步社会化的问题,如服务对象从为领导决策和学术研究的精英式服务的狭小范围向为大众化、普及化服务的转变,服务方式从单纯讲求社会效益到将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起来的转变等等。近几年来,上海市档案馆在强化社会和大众对档案信息服务的重要性的认知程度方面作了许多可喜的尝试,如拍摄电视剧、配合各种社会重大活动或重要纪念节庆日来召开有关档案新信息的新闻发布会、举办各种图片和档案展览、出版专题图册和利用档案创作的各类学术性与通俗性历史、文化读物等,赢得了十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好评。该馆在拓展档案信息服务面的同时,还非常重视解决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如拍摄电视系列专题片《档案里的故事》时,就与上海市教委进行合作,摸索出了一条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的档案编研新路子。
二、大众传媒化----档案编研的现实问题
要实现档案编研的社会化,我认为最佳的途径是走与大众传媒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因为大众传媒具有社会雷达功能(即对社会环境起着监视和观察作用)、管理功能、指导和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为主的全面的社会功能。实践证明,在高度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左右人们对事物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评价的力量,且事物通过传媒出现的频率与其社会认同的程度一般都呈正比之势。档案编研与之相结合,不仅在编研成果的形式和编研的方法上有了全方位的拓展,而且意味着档案编研由此获得了全面社会化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档案事业可能会由此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全面社会功能的一种古老而常新、具有传播与反馈、投入和产出双向性流动的新型信息产业。随着档案编研大众传媒化程度的不断加强,档案事业获得社会认同和重视的程度、档案部门的社会地位等也必然相应得以提高。
大众传媒为档案编研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另一方面,档案编研成果要获得大众传媒的认同和传播,首先就面临着自身在传播条件、传播形式甚至部分内容方面如何适应大众传媒的游戏规则问题。只有充分遵循和有效利用大众传媒所特有的内在规则与游戏模式,才能使编研成果得到广大传媒受众的认可和接受,才能使批判的武器真正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由于大众传媒具有应用学科和实用技术的双重性特征,因此它既涉及了哲学、人类学、语言学、文艺学、新闻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也涉及到许多相关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故而其研究方法必然千差万别,由此产生的用于解释传播机制、传播本质、传播作用与地位、传播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等问题的传播模式也种类繁多。一般说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利在1948年提出的“五个W传播模式”得到了传播学界的一致公认。我认为,“五个W传播模式”同样也是档案编研成果向大众传媒化转化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兹具体论述如下:
首先,关于“谁”的问题,即档案编研工作者必须明确谁是传播的主体,也就是说档案编研工作者在与大众传媒的结合过程中,应该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作为档案编研成果传播主体的历史重任,这就必然对档案编研工作者的个人和整体的文化修养、专业素质、编研操作能力(尤其是多方面的编研和写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乃至一定的经营能力等都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关于此点,下面一节再详细展开,恕不赘言。
其次,关于“说什么”的问题,即档案编研工作者必须明确所要传播的档案编研成果的全部内容,做到成竹在胸,对自己通过大众传媒想要传递给媒体受众的档案编研信息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集中性的表达,必须将经过系统化处理后、具有一定的特指含义和传播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档案编研信息提供给媒体,而非提供随意性的(包括有害的)、杂乱无章、无特定主题或传播价值的档案信息。
再次,关于“通过什么渠道”的问题。大众传媒的形式多种多样,采用何种传媒渠道(或载体)来传播档案编研信息,不仅要根据档案编研信息本身的内容和原生的存储形式来寻求最佳的结合点,还应进一步通过对档案编研信息的提炼和深化,努力发掘出其潜在的全部社会功能,从而使档案编研信息具备多渠道、全方位传播的可能,使其凭借大众传媒的强劲东风,最大化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当然,“通过什么渠道”还包含着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成本核算问题,即尽可能以最少量的编研成本投入,获得最大化的编研信息的社会传播面,这是每一个编研工作者都必须面对和充分考虑的实际问题。
又次,关于“对谁说的”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大众传媒向特定的需求对象提供不同档案编研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档案编研工作者应对所编研的信息成果的传播服务对象、服务范围、服务方式必须有预先的正确认识和评估,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使编研成果水到渠成地为真正的需求者所充分接受、掌握和利用,使其不致无的放矢。实际上,对不同编研信息的社会需求层次的准确定位和与之相关联的传播技术的正确使用,正是实现编研信息最大化传播的前提条件,也是档案编研与大众传媒实现最佳组合和效益最大化的根本前提,必须对此加以认真调研和充分的前期论证,制定出一整套科学化、合理化的实施方案和技术要求,并加以规范化地操作。
复次,关于“产生什么效果”的问题,即建立档案编研信息传播的反馈系统问题。档案编研信息通过大众传媒传递给媒体受众后,并不等于编研工作到此就结束了。相反,还必须对编研信息传播后的社会效果作深入的调研,获取社会各阶层对所传播的编研信息接受、利用程度的有关情报,这样既可以据此对档案编研信息的传播工作成绩加以准确的评估,又能够及时了解社会各界对不同档案编研信息和形式的新需求,从而为进一步改进档案编研信息的传播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并由此逐步形成互动的、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局面。
三、通才化与开放化----跨世纪档案编研工作的新要求
如前所述,档案编研社会化和大众传媒化的发展趋势,必然对跨世纪的档案编研工作和编研者的修养、素质、能力等各方面提出与之相应的崭新要求。概括起来,我认为实际包括两“化”,即编研工作者的“通才化”与编研工作的“开放化”。
所谓编研工作者的“通才化”,是指档案编研工作者除具备传统档案编研的基本技能外,还必须学习和努力掌握与实现档案编研社会化和大众传媒化相关联的一系列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使自己成为一专多能的通才??只有如此,档案编研工作者才能在档案编研社会化和大众传媒化的过程中,真正肩负起主体的角色,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低级的资料供给员或居于次要地位、无足轻重的配角。至于档案编研工作者应具有怎样的合理化知识结构的问题,这仍需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和理论经验的不断深化来加以解决。但据我个人的认识来看,至少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基本的档案文献的编研能力,包括档案文献的选题、选材、鉴别、转录、点校、标题、编排的能力及与之相关的档案编述型资料(如年表、组织沿革、年鉴、基础数字汇编、科技档案形成说明书、文摘、提要、专题目录、专题概要等)和参考材料(如序言、编辑说明、附录、索引等)的撰写能力。
第二,掌握与馆藏档案或科研课题相关的基本历史背景知识,具备一定的历史、档案研究能力和学术写作能力(包括写作有关历史、档案的研究论文、专著、方志、通俗性学术和文化著述、图片说明等)。
第三,具有一定的外语基础和基本的计算机知识。前者是对外交往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后者则是档案编研工作适应现代社会信息化的必备工具。
第四,要努力具备一定的文学写作能力(尤指与大众传媒相关的文学样式的写作能力,如新闻和综合报道、电视脚本、历史演义、广播剧等的写作)和一定的艺术鉴赏乃至操作能力(如书法、美术、篆刻、词曲和音乐创作、表演艺术、影视艺术等)。
关于前三者,已为广大编研工作者多年的实践经验所认可,兹不赘言。但关于文学写作与艺术鉴赏能力问题,估计不少人会不以为然。实际上,这恰恰是档案编研实现社会化和大众传媒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编研信息能否顺利实现大众传媒化,编研工作者除必须掌握相关的编研材料和历史背景知识、具备一定的研究认识水平外,还取决于其对特定传媒载体的综合性认识的程度和参与实践的能力的大小。以上海市档案馆与上海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联合拍摄一百集电视专题片《档案里的故事》为例,编研工作者除搜集、提供有关图片和档案材料外,还必须将它们按历史专题片形式组织起来并写作成可供直接拍摄的电视剧脚本。这不仅要求编研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背景知识和文学写作素养,还同时必须熟悉和掌握电视剧这一特定大众传媒艺术形式的创作规律。实践证明,脚本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者将历史性、文学性和电视化三个因素有机结合的水平的高低,三者可谓缺一不可。而该馆拍摄在全国都具有一定影响的著名电视连续剧《一号机密》时,更显示了这方面能力的重要性:上海市档案馆编研人员不仅承担了该文学化程度极高的电视剧剧本的主要创作工作,而且还与局馆广大工作人员一起在剧中出演了具有一定份量的角色,并担任了剧中部分角色的配音工作,这样不仅为电视剧的顺利拍摄节省了大量的开支和时间,同时上海市档案局馆工作人员良好的表演艺术素养也为这部描写我地下档案工作者生活的片子增光添色不少,以致该电视剧的导演和主演们一致称赞上海市档案局馆是“藏龙卧虎”之地。
第五,要具备一定的社会交际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
社会交际能力是指档案编研工作者要掌握一定的处理公共关系的技巧,因为档案编研的社会化和大众传媒化必然要求编研者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式生活,学会与各种社会阶层的人进行交往,也就是说只有个人首先融入社会之中,才可能了解社会对档案信息的需求程度和获得社会对档案编研工作的支持与配合;信息获取能力则指编研工作者要学会善于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最大限度地掌握各种有利于档案编研事业健康、顺利发展的社会信息,从而及时地反馈到编研工作的实践中来,推动编研工作不断地进步;经营管理能力是指由于档案编研社会化和大众传媒化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档案部门又属各种资源都较为紧缺的单位,故而要求编研工作者学会量出为入,掌握一定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技巧,争取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化的效益。这三种能力往往在编研工作的实践中被结合为一体。如拍摄《档案里的故事》时,编研工作者首先必须与各个资料的提供部门(包括实景所在地)或个人、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被采访的对象等各方面人士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争取每一个环节的通畅。如果关系处理不好,编研人员有可能被对方拒之门外,根本谈不上去进行拍摄;而掌握了有关拍摄资料的收藏状况、可采访人士或可拍摄景点的情报、具有合作拍摄意向单位的情况……等等有利信息,就使该片相关各集的拍摄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此外,该片的每集拍摄经费基本固定不变,但每集由于资料聚散状况不一、被采访者或协拍单位、景点的远近和要求不同等各种随机因素的制约,必然导致出现或经费超支或略有结余的不同状况,这就要求编研工作者要善于根据变化的情况来加以灵活的经营管理,方能做到收支平衡。
所谓编研工作的“开放化”,是指档案编研工作者必须改变以往以“关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编研方式,以一种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的姿态开展社会化乃至国际化的广泛的合作编研活动。档案编研工作者要学会善于充分动员、组织和协调利用各种有助于档案编研事业健康、顺利发展的社会资源,使档案编研信息能以事半功倍的成效迅速实现社会化和大众传媒化。
档案编研工作的对内开放包括两方面:一指对本档案局馆内各部门开放编研工作,努力形成以编研部门为主导、各部门参与和协作编研的崭新的现代编研体制。这样不仅有利于打破部门所有制对档案编研工作的不利束缚,而且可以充分调动各部门参与编研工作的积极性,使档案局馆内有限的人、财、物等资源能在合理化的组合与分工中获得最大化的编研效益,这也是档案编研社会化和大众传媒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的内部条件之一。例如,上海市档案馆就成立了以编研部为主导、各部门领导专家参加的“档案编研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审查、协调、安排、指导和督促检查全馆有关编研课题工作的开展和进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开发、拍摄档案题材电视片和编辑、出版历史档案图册、著作方面,就是在该委员会的统一组织指导下、在各档案相关部门的有力支持和配合参与下才得以顺利开展的;对内开放的另一层含义,是指档案编研还必须对国内与编研课题相关的单位部门乃至全社会开放。档案部门光靠自身的实力,要完成许多涉及面广、档案文献资源分散、投资浩大、社会影响力相对较大的编研课题,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抛弃“关门主义”式的编研作风,坚定地走合作编研的编研社会化之路,将社会各种显现或潜在编研资源(包括人、财、物)充分调动、挖掘出来为我所用,其结果往往事半功倍。如《档案里的故事》摄制的顺利开展就是上海全市各档案部门和相关单位联动的结果,“只有全市联动才能完成如此规模的工程”。<1>
档案编研工作的对外开放,也即档案编研的国际化。档案编研的国际化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指档案编研工作在体制、人员构成、工作程序、成果评价方面与国际先进国家的标准相接轨,即档案编研工作内在的国际化;一是指档案编研的国际化合作,即在档案信息的开发、传播、利用、反馈方面实现国际化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也就是档案编研工作外在的国际化。这两方面的国际化互为条件,档案编研工作内在的国际化程度越高,与国外开展合作交流的水平和机会也就越多,相反亦然。
在编研工作内在的国际化问题方面,我们需要通过不断交流、总结、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惯例的编研管理现代化之路;在档案编研工作外在的国际化方面,我们应采取主动、积极的姿态,全面、深入地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相关部门进行合作编研,学会和善于利用各种国际化的、有利无害的编研资源来开展、推动、促进我国的编研事业,这样不仅可以加速提高编研工作内在的国际化水平,还可使编研成果走出国门,服务于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友好交流事业,并扩大中国档案界在国外学术和社会各界的影响力与知名度。近几年来,上海市档案馆在国际化合作编研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该馆曾与日本横滨开港资料馆开展了长达5年的上海??横滨都市近代化比较研究的系列活动,不仅相互轮流举办了比较图片展,还各自分别负责出版了中、日文两种版本的比较论文集和图片集。尤其比较论文集的出版,在日本及其它国家的档案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市档案馆同亚、欧、美洲各国各地区档案交流和合作编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与深化。
四、电子化与网络化----档案编研的前景展望
档案编研的社会化和大众传媒化,为档案编研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具体而言,它为档案编研及其信息成果实现电子化和网络化的生产、传播、利用与反馈做好了必要的准备。这是因为,一方面电子化、网络化是以提供大众化公共信息资源为目的的现代信息处理和传播技术,它要求所提供的信息首先必须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而这正是档案编研信息社会化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实现了大众传媒化后的档案编研信息,在技术的制作上和可利用性方面,就更加适合电子化和网络化的要求,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档案编研的电子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档案编研工作采用电子化的技术来制作档案信息产品,即档案编研信息制作的电子化;另一方面是指通过档案编研所创造的档案信息产品的利用、传播和反馈的电子化,即档案编研信息利用的电子化。目前,全国各地的许多档案部门都已在尝试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光盘技术、数码影象技术、电子通讯和传播技术等来进行档案的现代化编研,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上海市档案馆编研室负责编辑的馆刊《档案与史学》,就已采用了计算机光盘技术来进行加工制作。
档案编研的网络化是指通过网络化来实现对档案信息从开发、传播、利用到反馈的全过程,它是档案编研在电子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一个网络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信息从生成到实现其全部有效价值,都将离不开网络化的支持。以上海为例,有关权威性统计资料表明:截止到1999年上半年,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上海以光纤传输为主体的上海国家公众信息通信网已初具规模,仅光纤长度就达25.6万公里,人均达20米,市区用户光缆的覆盖率达70%以上,国际、国内、本地的信息吞吐量达405X2.5Gbps,国际一流的SDH光纤环业已组成;与此同时,上海的网络资源也具有了相当完善的规模,已建成了固定电话网、移动电话网、本地数字网、本地分组交换网、窄带综合业务数字网、帧中继网、智能网、多媒体通信网、上海热线、数字卫星通信网、国际因特网、无线移动数据网等,形成了由天上到地下、由陆地到海底、从有线到无线、从单向到双向全方位、立体化向公众提供各种信息消费资源的现代化信息网络,而上海高达10%的家庭电脑的拥有量和全国最高的各种电话的拥有量,又为上海实现公共信息网络的大众化消费提供了其他任何媒体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有利条件。<1>档案编研如果能充分利用正日益扩大和完善的各种国内、国际性的公共信息网络来实现编研信息全方位、立体化的双向传播,其社会影响的覆盖面和社会意义之大将是无可限量的。
总之,档案编研的社会化和大众传媒化,必然要求实现以之相应的档案编研工作者的通才化和编研工作的开放化;而档案编研的社会化和大众传媒化,又为其实现未来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发展铺平了道路。如何顺应这一历史性的发展趋势,是摆在每一个编研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值得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并深入地开展研究与探索。
(朱榕)
 
 
(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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