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档案工作、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紧密相联。纵观其形成和发展过程, 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1 档案利用思想的初步形成

从档案利用演变的历史回顾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档案的利用无论在范围、目的、利用人员以及档案作用的发挥方面, 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20 世纪20～30 年代, 对明清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出现,推动了档案利用由静止走向变化和发展。档案开始为历史研究服务。

一般来说, 我国的档案学产生于20 世纪20～30 年代, 在初期的档案学著作中就注重了对档案有用性的阐述和研究, 为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建立了基础。

何鲁成在1938 年出版的《档案管理与整理》一书中认为, 档案的有用性主要表现在“一供办理文书参考, 一为备修史之用”。他将档案的作用归结为行政作用和史料作用。

黄彝仲在1947 年出版的《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一书中指出: “ 档案之功用, 多因观点与立场不同, 持论见解, 互有差异,各以其自己之主观, 强调其作用。历史家视档案为史料, 可供编纂史籍之根据与参考。收藏家视老档案为古物, 行政家视档案为治事之工具。” 显然, 他强调档案对行政的凭证和参考作用。

殷钟麒于1949 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一书, 将档案的有用性概括为: “一则供行政之参考, 二则备学术之研讨,三则于国史尤为切要。” 他的论述在黄、何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档案对于科学研究的作用, 第一次将档案的利用与科学研究的发展联系起来, 为建立和提出档案的科学利用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总之, 由于旧中国的档案工作还处于档案的基础工作阶段, 档案利用受政治条件及客观因素的制约, 不能广泛开展。因此这一时期的档案学没有形成档案利用的理论, 而只是注重了档案的整理与编目问题的研究。但是, 他们已经看到了档案利用的前提, 萌生了档案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思想, 预示了档案工作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档案利用工作的发展与利用理论的形成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我国的档案工作因社会性质的变化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档案学, 在总结档案工作实践经验, 批判继承旧档案学的历史遗产, 借鉴前苏联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形成。档案利用理论也随社会主义档案学的形成而产生。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 形成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至60 年代。1955 年下半年到1956 年, 全国出现了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随之也开始了文化建设的高潮, 中共中央发出了“ 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1956 年1 月, 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指出: “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 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 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 当时, 全国档案工作虽然经过了建国初期几年的努力,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很多人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档案工作的管理不集中, 制度不统一, 方法不科学, 机构不健全, 专业人员量少、水平低, 致使档案管理不善等现象大量存在。这种状况, 很不适应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对档案利用的迫切需要。

1956 年3 月27 日, 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同年4 月16 日, 国务院公布了这个《决定》, 4 月21 日,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社论。该《决定》明确指出: “国家的全部档案,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 都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书材料, 都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财富。档案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统一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度, 科学地管理这些档案, 以便于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利用。” 这一《决定》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档案利用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也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创立。尽管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分析, 该《决定》有其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譬如, 它认为档案仅仅是便于为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提供服务, 忽视了档案更应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服务的内涵, 并由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档案工作的相对被动和封闭, 进而造成整个社会档案意识的薄弱。但是, 理论毕竟是理论, 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只能是一种指向真理的运动, 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亦是如此。我们不应脱离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背景, 用挑剔的眼光武断地评判初创时期的我国档案利用理论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局限性。

1959 年4 月,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我国著名的档案学家吴宝康教授发表了《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一文, 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首次明确地提出档案的保管和社会的利用是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 档案利用是档案工作诸环节中的主要环节, 利用是中心, 利用是目的, 并指出这是我国档案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

1961 年9 月,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 吴宝康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档案工作矛盾问题的探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笔记》。该文是吴宝康教授《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一文的继续和发展, 它更深入、更全面地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问题。该文认为: 档案文件收藏和供用之间的矛盾是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 供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推动档案工作向前发展的最有力、最活跃的因素, 因而也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档案收藏工作与供用工作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 二者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档案工作自身存在着发展的根本动力, 这是内部矛盾; 档案工作的客观需要, 即社会对档案的利用需求, 这是外部矛盾, 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发展变化影响着档案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1962 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档案管理学》。在论述档案利用的章节中, 该书详细探讨了档案利用概念的内涵、档案利用工作的地位、档案利用工作的服务方向、档案利用与保密的关系、开展档案利用工作的前提条件等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内容, 其中, 最突出的贡献是对档案利用概念的分析和阐述。

总之, 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形成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至60 年代初期。它的形成表明, 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从形成起, 就将档案利用作为档案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提了出来, 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和一些科学概念。其研究的中心, 也可以说是利用理论的核心内容, 就是阐明利用工作与基础工作的关系。它形成了我国档案学档案利用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

 3 档案利用理论的成熟

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时间与欧美国家基本一致, 其初期水平可以说略高于欧美档案学利用理论的同期水平。20 世纪60 年代以后, 由于“ 左” 的思想影响不断扩大, 片面强调阶级斗争, 档案工作领域内, 也片面强调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阶级性和机要性, 片面强调档案工作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认为“以利用为纲”是修正主义的方针, 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产物。档案的利用工作遭受到巨大的破坏, 作为反映这一工作发展的档案利用理论因而也遭到批判和否定。

1978 年12 月,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在“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获得了新生。这种新生的表现之一就是1979 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召开的“ 档案工作路线是非座谈会”, 这次会议重新提出了档案利用工作是档案工作中心的思想。然而, 对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是1980 年5 月23 日至6 月6 日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的省级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曾三同志在会上作了《加强档案馆的恢复和整顿, 积极开放历史档案,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讲话。会议“ 集中力量讨论了档案馆怎样加强档案的基础工作, 积极开放历史档案,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服务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档案, 除极少部分限于在一定范围利用外, 其他一律向社会开放。这种在全国范围内开放历史档案, 即档案利用工作从过去单纯地为特定机构服务转变为向社会开放, 是一种质的飞跃, 标志着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开始从封闭转向开放, 从被动服务转向积极主动服务。更为重要的是, 从长远来看, 开放思想和开放精神的确立或许远比开放历史档案本身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从此以后, 随着全国档案利用工作的蓬勃开展, 20 世纪80年代, 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1981 年11 月, 中国档案学会成立, 同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档案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开创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新阶段, 一批档案理论工作者就我国当时档案利用问题提交了具有相当理论水平的论文, 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我国历史档案的开放问题, 反映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冲破“ 左” 的思想束缚, 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实现了对档案利用工作从利用到开放这一根本转变的理性认识的飞跃和总结。

会议提交论文所述观点, 对于丰富和充实档案利用理论, 具有直接意义。其主要观点如下:

● 开放历史档案的意义与目的以及开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开放历史档案的含义、实质及其与提供利用的关系———兼论利用工作与基础工作的关系;

● 开放与限制原则, 即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范围以及档案复制与公布权问题———兼论利用与保密的关系;

● 由于开放历史档案所带来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重点的转移问题。

这些观点无疑是对档案利用理论内容的充实和完善, 它反映了我国档案的利用理论, 冲破了“左” 的思想影响, 在“双百方针”的引导下, 解放思想, 大胆创新, 以全新的面貌向更高层次发展。

1985 年, 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 解放思想, 加快步伐, 积极创造条件, 开放一切应该开放的历史档案, 使开放历史档案的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服务” 的档案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会议明确指出: 所谓进一步开放历史档案, 一方面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历史档案的范围, 这就是除了继续开放建国以前的历史档案以外, 还要准备对建国以来满30 年的档案, 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实行开放; 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扩大利用历史档案的对象,即除了向机关、团体、学校、研究部门开放以外, 还要向整个社会开放, 允许公民利用档案, 还要在保护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 继续向外国学者开放历史档案。

1986 年,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就开放历史档案问题作出批示,“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包括对国外开放) , 势在必行, 这是繁荣我国学术事业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要求, 各国的通例我国不能例外”, “ 这对于我国长期以来封闭式的档案管理方式是一大改革”。

档案工作指导思想与方针的确立, 特别是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任务的提出,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和提高。1986年5 月15 日, 吴宝康教授在石家庄档案学术会议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 建设档案利用理论, 丰富发展档案科学” 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 他论述了档案利用理论在档案工作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利用理论的思想基础、核心内容以及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同年10 月,吴宝康教授说: “现在, 已经到了有必要、有可能提出以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中心课题的档案利用理论的时候了。对于档案利用工作从利用到开放、开发过程的演变和发展, 加以科学的描述, 也就构成了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线索。” 大批档案工作者和学者已经开始注重研究如何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并以此作为档案学的中心课题。各地档案学会相继举行学术讨论会, 在档案刊物上发表论文,研究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途径和实质, 形成了档案利用理论蓬勃发展的局面, 主要表现为:

●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 注重引进系统科学的较新的方法论, 将档案的利用工作上升到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的高度去认识, 并在注重研究利用、开放与开发的联系与区别的基础上, 提出了档案信息开发系统的科学理论。

● 在以定性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同时, 注重定量研究在档案学中的运用, 开始研究档案利用信息的反馈及其处理。

● 引进了欧美档案学关于档案价值的理论, 正确地阐述档案对社会的作用。同时, 由于档案价值的潜在性, 必须通过提供利用才能得以实现, 因而研究档案价值实现的规律性则成为档案有用性理论的重要内容。

● 注重研究档案提供利用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诸种因素, 特别是开始注重研究档案工作的外部环境与条件, 强调政治、经济及社会档案意识对档案利用工作发展的制约力, 并将对档案利用者的研究纳入了档案利用理论的范畴。

● 注重研究概念科学化问题, 借鉴性地吸收了欧美档案学中关于档案服务概念的合理性内容, 从而使档案利用理论的概念向着科学、准确、统一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总之, 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 在20 世纪80 年代有了极为显著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1987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明确规定了档案利用与公布的原则, 为档案利用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准绳, 促进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进一步完善。1988 年3 月22 日, 吴宝康教授又说: “ 对于利用问题, 档案部门先提‘ 利用’, 后来提‘开放’, 到现在又提‘开发’。我认为从利用到开放, 到开发, 这是对档案问题认识的深化与发展。”1989 年5 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邓绍兴、陈智为两位教授主编的《档案管理学》高校文科教材。在该书第六章“ 档案的提供利用服务” 中, 详细地阐述了档案提供利用工作的含义、开展档案提供利用工作的理论基础、档案提供利用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档案提供利用的途径与方式、档案咨询服务、档案用户调研和开放档案等, 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1993 年9 月,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校文献情报学系罗辉同志编著的《档案信息开发与利用》一书。该书系统地阐明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基本理论、原理、原则和方法, 内容涉及档案信息系统的构成, 档案信息开发的程序、规律、条件、方式和方法, 档案用户研究和信息反馈, 档案利用理论概述等。这既是我国档案理论工作者对信息时代的到来所作出的积极、敏锐的反应, 又是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进行大胆探索和认真梳理的尝试。

1995 年, 吴宝康教授在《略论利用与编研》一文中说: “ 最近, 我在利用与基础工作的关系上, 主张用三句话来概括我们的认识: 这就是以管理( 包括收集、整理、保管和保护等) 为基础, 以利用为中心( 目的、主导) , 以服务为根本(方向) 。以此作为我们从全局出发的宏观管理的指导思想。它是辩证的、全面的, 在贯彻执行时, 应视各地各单位的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区别对待。”1996 年, 吴宝康教授在《当代我国档案工作的重要文献》一文中说 : “我是以利用为纲的思想理论的坚持者, 甚至可以说我是个‘利用为纲论者’。” “ 我始终认为利用为纲作为方针来说, 随着实践的发展是可以改变并提出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新方针的, 但作为思想理论来说, 我们是不能丢弃的。‘ 利用为纲’ 不能丢弃的思想理论内容主要有: (1 ) 利用是目的, 利用是主要环节, 是中心, 是重点, 是关键, 收集、整理、保管等是基础。(2 ) 档案工作的根本性质是服务, 这是档案工作本身所含的矛盾特点所决定的。(3 ) 档案必须利用, 通过利用来充分发挥其作用, 为社会服务, 并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方面紧密联系起来, 实现档案自身的社会价值。包含着上述思想理论内容的‘ 利用为纲’ 是历史实践留下的思想财富, 不仅不应抛弃, 而且还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 丰富它, 使它更完善成熟起来。”② 可见, 吴宝康教授是何等地重视“ 利用为纲” 这一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核心内容, 他的理论及实践对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实为功不可殁。

1998 年,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面向全国招标《现代档案利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是年, 全国有38 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档案实际工作部门参加竞标。最终,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档案学系青年教师马仁杰副教授中标。目前, 该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如《论影响我国档案利用的因素》、《新形势下我国档案利用工作的对策》、《关于徽州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的若干问题》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对丰富和发展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99 年5 月5 日,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修订、颁布和实施, 国家档案局经国务院批准, 适时地修改并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修改后的档案法和实施办法针对我国档案利用工作中发生的随意公布档案造成国家秘密泄露以及构成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等行为, 补充规定了档案公布的几种行为。补充的行为有利用电子出版物或利用公众计算机信息网络等首次向社会公开档案的内容, 同时规定了公布档案记载的内容, 也是公布档案的行为。这样规定, 可以有效地控制档案利用工作中随意公布档案的行为, 对违规者亦容易依法进行处理。

2000 年3 月18 日, 总参兵种部档案馆杜长安和李洪两位同志联合署名, 在2000 年第2 期《档案学通讯》上发表了题为《档案工作走近人民》的长篇优秀论文。该文最突出的特点是: 大声疾呼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 更应该为公民个人服务, 并指出: “ 档案为公民个人服务, 并不仅仅是指维护公民个人的物质利益, 它还包括关注公民个人特有的精神需求, 档案要为公民提供根源感、身份感、荣誉感和集体记忆。” 这是新世纪有关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振聋发聩之作, 它引起了我国档案学界的普遍关注, 并获得了几乎一致的好评。因此, 可以认为, 该文是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发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之作。

2001 年3 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耿生教授编著的21 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之一《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该书内容涉及开发利用档案的重要途径———编纂公布、必要措施———鉴辨真伪、最高形式———编史修志三个方面, 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作用。

总之, 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 从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善, 体系日益成熟, 并逐步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特色。同时, 我们应该看到: 随着现代高新信息技术的应用, 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时代的来临, 我国档案利用的方式、方法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如何面对这种挑战, 尤其是如何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提供档案利用服务, 都要求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工作者加强对网络技术、网上利用规律、网上利用者的特点等的研究。我们相信, 对这些新挑战及时、准确的回答, 将会使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在21 世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