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编研与学术环境

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社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浮躁。表现在学术界就是浮躁虚假之风盛行，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教授黄尚廉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会上说：“浮躁虚假已不是个别现象。”一些科研人员为了立项而“跑部钱进”；一些科研人员脱离科研第一线，成了通过各种关系拿项目的科技“老板”；学术领域的长官意志也很严重，有民谚曰：“要你上，就能上，项目再差也能上；要你下，就得下，项目再好也要下。”一切向名、利看齐，科研、学术只是手段与敲门砖罢了。

在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里，我们档案工作者由于同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与工资收入的差距日见拉大，其心态很容易失去平衡，并在失衡中迷失自我，形成一种不健康的心态：浮躁。这是一种时代的通病，其主要表现为耐不得寂寞，决策喜欢跟风，社会热点在哪就往哪凑；做报告、写文章喜欢讲套话、空话；做事形式主义，讲求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常常忽视乃至违背档案工作的内在规律，脱离档案工作的客观实际，忽视自身“内功”的修炼，在一堆时髦的词汇掩饰下，干出一些违背档案工作规律，甚至有损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的事情来。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刘国能说：“有的人很敏感，社会上出现什么，特别是主流媒体报道什么，他就会同档案联系起来，讲商品经济，就认为档案也是商品，讲知识经济，就会写知识经济与档案工作方面的文章。报上刊登‘农业产业’、‘文化产业’，他就提出‘档案馆产业化’。”他同时指出，档案工作要适应时代的需求，“但无需跟着那些同档案工作实际上没有本质联系的新名词、新口号、新形态之类的‘时髦’跑。不然，不但没完没了，而且适得其反”。

跟风与浮躁，反映在档案编研工作上，就是做事为文往往有违背档案编研规律之嫌。早在１９５９年，当时的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就对档案工作的“大跃进”提出过尖锐批评：“‘人人办档案’、‘个个编资料’，那是不可能的，档案工作不能人人办。……还有‘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给什么’也是不对的。”经过近半个世纪岁月的洗刷，这些错误认识得到了澄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档案编研工作走上了健康的发展轨道，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档案编研事业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但无可否认，这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与跟风之习并未绝迹，在今天的编研实践中不难看到它的影子。主要表现在对档案编研的定位出现偏差，档案工作者为了不被社会边缘化，急切想融入主流社会，在档案编研的决策中容易忽视客观实际，人人搞编研、要什么编什么、编研选题为政绩服务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提出档案编研要“年年有创新、年年有特色、年年有新意”，从而忽视了档案编研自身的规律性。试想，档案编研哪来那么多的创新与特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