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编研理念的新拓展

档案编研工作是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种主要形式。档案编研工作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步入新世纪，又赋予其时代特色。本文结合近些年明清档案编研工作的实践，对档案编研工作的理念思路试作新的思考和探索。

一、选题立项：由主要面向专家学者编史修志，转变为全方位多元开拓，从而将档案编研的业务领域大大拓宽

广开思路，是推进档案编研工作的时代理念。档案编研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围绕特定的课题项目进行编纂出版和研究开发。那么，如何激活编研工作？首要的是拓展选题，因为这是编研工作的龙头。

关于档案编研工作的选题立项，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一方面，历经数十年，档案编研工作形成了一套以为史学研究服务为主，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法，同时档案的专业性比较强，社会的接触面也较窄。从这个角度讲，档案编研工作与现实、与社会都有一定的距离，这也决定了开拓创新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现今社会又为档案编研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应该说，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档案编研工作有着不同的需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我们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公众文化需求日趋多样化，高雅艺术纷纷走出殿堂，寻求与公众的结合点。由此，社会不同层面、不同区域对档案的编研开发提出了不同的新的需求。档案编研作为档案信息开发与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积极应对时代需求，拓展选题范围，扩大社会受众面，才能拓宽业务渠道，从而让档案发挥出更大的文化开发价值。

明清档案编研工作在选题上全方位多元开拓的新理念，是在近些年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并丰富起来的。主要体现在———

第一，增强时代意识，主动围绕国家大事开展编研工作。譬如，１９９７年为迎接香港回归，１９９９年为迎接澳门回归，先后启动香港、澳门课题。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相继推出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等专项档案编研课题。我们感到，明清档案作为国家的一笔珍贵文化财富，首要的是要为国家中心工作服务，这是我们的职责；而能够抓住机遇，在国家大事中展现历史档案的独特作用，也是档案工作者的荣幸。

第二，强化服务观念，密切配合地方和行业文化建设，大力开发明清档案。配合广东文化大省建设的发展战略，先后合作开发广州十三行、黄浦等多个项目；２００３年为避暑山庄３００周年庆典，出版系列成果；配合淮安每年一度的文化节，举办多项展览；与天津塘沽区政府合作，共同开发清宫塘沽档案。此外，还与故宫博物院、恭王府管理中心、雍和宫管理处、北京大学、国家地震局、国家海关总署等诸多单位合作开发专项档案。这一系列编研开发项目，分别就有关专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为地方和行业的文化建设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各地一张张个性鲜明价值珍贵的“文化名片”，并由此受到广泛欢迎。可以说，搭乘地方文化建设的客车，运作明清档案编研开发，已成为一大热点和亮点，也是近些年档案编研开发工作的一大特色。

第三，服务国家清史工程，积极推出专题档案。清史工程的启动，为明清档案事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清史工程大量而急迫的档案利用需求，也要求我们加大编纂出版力度。为此，我们抓住机遇，自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已有５个专题档案列为清史工程出版项目，总计达１０８册。另为清史工程专门立项十余个，系统整理、提供的档案将达４００万件。

第四，研究文化市场走向，应对公众文化热点，主动立项出版。在这方面，要求我们多层次了解和把握文化市场的走向，研究社会热点问题有哪些，人们关注和需要哪些档案。譬如，现今人们热心收藏，我们便编纂出版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清宫瓷器等方面的档案。近些年十几项丰富系统的专题档案，通过文化市场推向社会，为学术界提供了第一手研究资料。

第五，加强对外交流，让明清档案走向世界。明清档案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近些年来，我馆与日本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合作，系统整理出版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还与有关各国学术机构进行交流，合作出版清代中国与英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哈撒克斯坦等国关系的专题档案，推动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档案编研实践告诉我们，捕捉编研选题眼界须放宽、放远，编研工作须与时代合拍。对国家的中心工作、重要纪念日，对可预期的国家、地方和行业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等，须有前瞻性，相配合的编研选题须提前策划，及早动手，做好组织准备和落实工作。只有有预见地早作启动，才能抓住机遇，适时推出，并让这些编研成果在最佳时机发挥出应有的社会价值。实践证明，档案编研工作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前景广阔。那么，怎样才能不断地开发新的有价值的选题呢？朱熹有一句古诗，应该说恰到好处地作了揭示，这就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不是别的，就是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拓展思路。

二、成果形式：由一次性、单一史料出版，转变为多层次、多形式、系列化开发，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档案开发价值

系列开发，是扩大档案编研成果的新型模式。传统上的档案编研工作，其成果往往是一次性的单一的史料出版，其社会受众面窄，编研成果的影响范围也就比较小。工作中我们感到，编研工作不能总是攥着几十年前的旧船票，不能总是涛声依旧，我们要想方设法，让编研开发工作登上时代的新客船。究竟怎样才能使我们所编纂的档案不仅仅是一次性出版，而能做到事半功倍，带出多项成果？怎样才能把编研项目做足，使档案发挥其更大的社会价值？在近些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逐渐摸索出这样一条路子，这就是：多层次、多形式、系列化开发。

１．多种出版形式。近些年，我们对编研项目的出版，坚持排印、影印、线装、图录、光盘、胶片等多种形式并举，而且一个课题力争同时推出两种、三种甚至更多形式的成果。编研实践告诉我们，在公布档案方面，不同的编纂出版形式，有着不同的特色，各有其不可替代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要不断推出新的形式。档案出版物也要有高雅通俗之分，有繁简深浅之别，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公众不同层面的需要。在新时期我们感到，构建网络编研新平台，是信息社会对编研工作提出的新的发展课题，它必将进一步拓展我们的编研领域，成为新时代对档案信息资源深层次开发的有效途径，促成档案编研开发工作又一个飞跃式的发展。

２．多种开发形式。在对专题档案开展系统编纂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举办专题展览、合拍电视专题片、研发文化礼品，进行多层次的开发，这是扩大档案编研成果的有效途径。我馆集体推出的２８集电视纪录片《清宫秘档》，旨在“走出戏说，走进真实”，在中央台和香港及一些省市电视台播放后，深受欢迎，这是档案编研开发贴近社会休闲文化的又一成功尝试。

３．多种研究形式。对课题项目，须有计划、有分工地进行专题研究，并将学术研究贯穿于编纂工作的始终。通过期刊专辑、报纸连载或专版、学术著述、学术讲座、研讨交流等形式，课题组集体推出学术成果，这样既可推动业务工作的开展，又可促进编研人员学识水平的提高。

４．多种宣传形式。档案编研工作既要扎扎实实，也要有声有色。档案的特殊价值、课题工作的实际意义，应该让社会更多地认识和认可。我们结合项目，通过新闻发布、系列报告、媒体专访、首发式等形式做适度宣传，就是要推动档案编研成果更通畅地走向社会，让档案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

档案编研开发是个大理念，工作实践告诉我们：第一，档案编研不能仅仅是一锤子，必须走出一次性单一的史料出版，课题运作须学会滚雪球，力争让雪球越滚越大，从而事半功倍地扩大编研成果；第二，编研开发须与现实社会结合，找到切入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公众，这样推出的成果才有市场，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档案的特有价值；第三，课题成果必须做到灵活多样，以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这就是多层次、多形式、系列化的编研开发。

三、运作方式：由关门编研，转变为开门合作，从而走出一条开放式编研之路

开放和谐，是疏畅档案编研通途的基本保障。档案编研的路子要想越走越宽、越走越通畅，在运作理念上就要务求开放和谐，走开放式社会化的编研之路。开放搞编研，编研项目成为多家合作的成果，这不是谁动了谁的奶酪，而是充分利用各方优势，共同把档案编研开发这个蛋糕做大，这是档案编研理念的又一拓展。

１．开放式编研的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在形式上，不是编研部门独家，而是与馆内、馆外多家合作，优势互补，实现科学合理的课题组合。馆内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旨在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档案馆有限的人力智力资源，在合理化的组合与分工中，实现最大化的编研效益。馆外单位之间的合作，旨在吸取合作单位在课题研究、资料补充、资金补贴等方面的优势，以确保课题项目成规模上档次，顺利推出。我们近些年的所有课题项目，应该说都是合作的产物。

二是在内容上，不仅仅限于馆藏，在依托和立足馆藏档案的同时，适度吸纳社会文化资源作为补充，以求编出更完整系统的文化产品。具体讲，就是眼睛不能仅仅盯在自家的档案库内，要由馆藏有什么就编什么，转变为酌情吸纳图书馆、博物馆、文物部门的相关资料，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合作单位长期积累的专题资料。这样，课题成果才会更完整、更到位、更精美。

２．开放式编研务须注意的两个问题

其一，开放搞编研，务必抱有开放的心态。走开放式的编研之路，就不是独家，而是几个部门、几个单位的合作，这就特别需要讲求相互容纳，协调运作，妥善处理各方关系。编研部门要摆正位置，树立大局意识，增强全局观念。

其二，开放搞编研，务必充分尊重合作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凡与档案馆进行合作的单位，往往很强调编研开发项目的实用性、时效性、特色性、丰富性，对有关课题怎样开发，规模有多大，采取哪些形式，何时推出，大都有着很系统很实际的考虑。对此，我们务须充分尊重，在形式、时间、步骤上主动配合。编研开发档案的目的是服务，那么，我们在合作中就要努力服务到家到位。只有这样，档案编研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四、出版机制：由依靠单位补贴，转变为市场运作，从而实现编研工作的良性循环

市场运作，是探求档案编研机制的出路所在。现今的社会已进入市场时代，我们在摸索中探求，尝试着走市场开发，贴近市场运作，初步找到了一条推出档案编研成果的路子。

首先，增强市场意识。闯市场，是编研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部门行政经费一向紧张，档案馆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们不能再靠馆里出钱补贴出版。档案编研工作要健康发展，必须通过市场彻底解决文化产品的出路问题，从根本上扭转补贴出版的被动局面。因此，走出去找市场，并将市场机制引入编研业务实践，这是现今编研工作发展的必然，是不可回避的课题。面对复杂的文化市场，怎样才能开发足够的工作项目，使我们的编研工作处于持续发展的饱满状态？怎样找到一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更好一些的编研项目，使我们的工作更有价值？从根本上说，必须自觉地树立市场意识，带着市场意识去研究馆藏，带着市场意识去捕抓机遇。要广泛了解和充分把握文化市场信息，密切关注文化市场走向、出版行情及史学研究动态等，知道社会需求什么，才好筹划干什么。这一切，都建立在市场意识这个新的理念基础之上。在档案与社会之间找到了结合点，也就找到了市场，编研开发工作也就做活了。

其次，运用市场机制。要在市场中求发展，就必须掌握市场规律，并努力学会运用市场规则保护自己。这是有一个探索路子和积累经验的过程的。１９９５年我馆７０周年馆庆时，编研部老领导在《十年编研工作回顾》中谈到：“与外部合作的项目，往往中途停止或将稿件束之高阁而不能问世出版，使我们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付之东流”，不少合作项目“拖拖拉拉，议而不决，甚或立而不行，劳而无获，毫无结果”。这些经验和教训，其本身就是一笔很难得的工作财富。在编研开发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采取了这样两项规范性措施：一是签订合作协议，所有编研项目均签订合作协议，各方责任和权利一一列入协议，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相互约束，比任何私人交情和口头应诺都更有保障。二是预付启动金，所有编研项目在启动前，都有一定数量的课题费作为项目启动金先行汇寄到馆。由于采取了这两项规范性措施，确保了编研项目的顺利推进。正因为这样，这些年来我们所启动的几十个编研项目，没有一个是靠馆里出资补贴的，没有一个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市场运作，激活了档案编研工作。

第三，遵守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的约束，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在贴近市场运作，运用文化市场的规则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应看到，我们自身也要遵循市场规则，受协议、合同的约束。这就要求我们，对每个项目的摸底尽可能准些，在协议中对项目规模的预估尽可能不要有太大的出入；工作过程中的具体要求，诸如规格、质量、数量等等，要一一按协议执行；特别是对项目完成的时间，要恪守承诺，从项目一启动就进行倒计时安排，确保按时结题。总之，履行协议是相互的，档案的编研开发要深度发展，必须在文化市场上讲诚信。

结束语：编研结合是打造档案文化精品的必备举措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治史与治档相结合的传统。周恩来总理曾说，档案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司马迁依据兼管的官府档案推出历史巨著《史记》，他是古代中国将治史与治档结合于一身的典型代表。学术大师郭沫若在《题赠档案馆》的诗文中，曾留下了这样的诗句：“犹龙柱下窥藏史，呼凤舆前听诵诗。”诗中的柱下史，便是古代掌管文书档案的史官。郭老以其诗人的文采，就秘档典籍与历史研究发出深深的感慨。因此说，档案人不仅要管好档案，编好档案，还要用好档案，并推出上档次的档案成果，编研结合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编研实践告诉我们这样两点：第一，档案馆的业务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编研成果要上档次，编研队伍要过硬，就必须在“研”字上下工夫。要研究相关专题的历史背景与脉络，研究馆藏档案的形成与整理保管状况，研究专题档案的内在价值，研究进行编纂出版的经验、理论及现代编研技能等等。加大研究，才能增强档案编纂成果的学术含量。第二，档案馆的研究毕竟不是“主业”。档案馆的工作性质决定，为社会服务的大量的档案业务工作是首位的。我们倡导的是以编为主，编研结合，在很大程度上研究是为编纂服务的。我们鼓励和支持个人业务研究，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要完成好本职业务工作，切防“种了自留地，荒了责任田”。只有摆正研究工作的位置，才能确保业务研究的健康发展。

档案编研工作是整个档案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档案编纂学的基石。因此，它不仅仅是档案馆的日常业务，而且是一种事业，是一门学科。档案编研工作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总结和理论探索，档案编研的理念有待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杨冬权同志在《大编研：档案编研工作的新趋向和新出路》一文中曾指出：“档案编研的主体和客体不断拓展，范围不断扩大，形式不断更新，影响不断增强。这一切可以概括为从‘小编研’向‘大编研’的转变。”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档案编研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