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的起源
一、档案起源诸说关于档案的起源及其历史背景历来众说纷纭。要搞清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借助考古学、文字学、历史文献学、社会发展史、民俗学等相关学科中相关课题的研究进展，对有关历史资料进行充分的查证、分析和研究，而且取决于对档案本质属性的正确认识。1947年，四川大学教授毛坤在为黄彝仲所著《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一书所作的序中写道：“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老子为柱下史，今日胥谓图书馆之滥觞，实则所掌皆档案也。”同年，许同莘的《公牍学史》认为“唐虞以前已有档案”。20世纪50年代，我国档案界曾有“档案是否是阶级社会产物”的论争，此后又有进一步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外一些档案学者认为档案产生于国家形成之后，但至今国内外对此仍有多种观点并存。
中外学者关于档案起源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字是产生档案的必要条件。自从人类发明了文字，就开始用文字记录社会活动，并将这些记录保存下来，成为档案。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字和国家的出现是档案产生不可缺少的条件。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为了管理大规模的生产，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或战争，国家需要有文字记录作为管理国家和交际的工具，于是产生了文书，保存起来便形成了档案。第三种观点认为以原始记事方法形成的记录就是档案，如结绳、刻契、编贝、结珠、图画等。这些研究，对于探索档案的起源，从而了解档案的性质，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历史事实表明，档案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明产物，档案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人类在原始群和原始公社前期的漫长年代里，没有也不可能创造记录和表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作为扩大语言交际功能的文化工具。远古人只能靠语言和动作表达思想，凭人脑记忆存储信息。但是，声音的传达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极大限制，不能直接通达远处，无法准确地存储起来备用，更难以流传于后人。人脑记忆和口传，也是难免遗忘和失真的。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人们创造了图画、“结绳记事，’和“刻木为契”等记事方法。图画或岩画是古代人类最早采用的一种记录事实和表达思想的方法，发展水平较高的图画已有一些“语言符号”的作用，它曾在许多部落和部族中广泛使用。现在五大洲有100多个国家都发现了岩画，例如，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岩画和法国封德·高姆洞穴岩画，反映了旧石器时代各种野兽的形象和日常狩猎活动。在阿塞拜疆的加布斯坦P21发现了6 000多幅岩画，上面刻有猎牛的场面等（图2一1）。结绳记事是古代流行很广的一种记事方法，唐朝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引《九家易》写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事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古代秘鲁、埃及、日本等国家，我国的高山族、哈尼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都有过结绳之事。①参见王凤阳：《汉字学》，47～48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杜，1989 刻契就是在竹、木、骨等材料上刻上各种痕迹和记号，以记事、记数或传达信息、我国很多地区古时都有刻契记事的做法一些少数民族．如独龙族、怒族、基诺族瑶族等直至解放前夕还保留有刻契记事的方法。所谓“编贝”、结珠’，就是把各色的贝壳磨成扁圆形的小珠，或者直接把穿孔的贝壳按各种习惯的方式穿在绳子或树皮之类的纤维上，编成各式的花纹记载不同的事情。我国台湾土人曾使用过编贝或结珠记事，美洲的若于印第安人部落也用过这种方法称为“万普穆”。
图画、结绳、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与一定思想联系了起来在一定范围内有约定俗成的涵义，可以保存，可以传递起着记录和备忘、凭证及信守的作用。但它们毕竟都是标记和符号，没有记录语言和有声语言不相联系，因此具有记事人的随意性，其意义是不确定的。这些记事方法R能帮助人们唤起某些具体事物的记忆不能表达确切、完整、拙象的思想和语义需要辅以一定的口头说明才能明确其涵义、因此，图画、结绳、刻契等原始记事材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档案，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把依靠此类原始记事方法记忆的时代称为“助记忆时代’。
社会生产的发展人际交往的扩大人类智力的提高，文字的发明恃别是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表音字的出现。为准确地记录事实提供了条件，为档案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在人类历史的复杂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文字的产生和应甲情况不尽相同。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看特别是从一些文明古老的国家和地区的旱期历史来考察，文字一般产生和应用干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时期，即国家形成之前的原始社会后期。
二、中国档案起源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为产生文字记录的档案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关于中国文字起源最为流行的传说，是黄帝时期仓颉始造文字。文字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出于记事和传递信息的需要，在人类群体创造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完善的，不可能主要是某个人的独创。《苟子·解蔽》认为：“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可能是古代特别是黄帝族整理文字和保存文书的代表人物的象征。
在古文献中关于保存和传留书契典籍的记载不绝于史。《尚书正义》称：“上世帝王之遗书有三坟、五典、训、诰、誓命。孔子删而序之，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几百篇，以其上古之书，故日尚书。”现在一般也认为，《尚书》是上古历代文书的汇编，后世保存下来的只有《尧典》至《秦誓》29篇，其中有些是后人补充进去的。《尚书》保存了有关虞、夏特别是商周的重要史料，它是迄今我国最古的历史文件汇编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文集。古代传说的各种记载，其人其事未必完全准确。但总的看来，还是大致反映了从黄帝到尧、舜时代前后，“炎黄子孙”发明文字并应用于记录和保存文书、档案的某些情景。现在我们将这些传说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联系起来考察，则更能显示出这些记载的文献价值。
仰韶文化是中国先民创造的重要文化之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中西安半坡村出土的距今6 000年左右的陶器上，有二三十种刻画符号。郭沫若的《中国史稿》和《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认为：“这些刻记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在陕西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曾多次发现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仅姜寨就发现i00多个、40多种符号，有的与半坡的符号相同。上述遗址分布的范围达3万平方公里之广。以上材料说明，仰韶文化遗址的刻画符号，是原始先民在比较广泛的地区里和较长的时期内比较普遍使用的、带有某些规范性的记事符号。对这些记事符号，虽然至今尚未更多识读，但是可以看出，中国原始文字记录的产生时间可能距今已有5000多年。也可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档案大致的起源时期。文字的产生、文字记录的应用、档案的产生，中间不可能有很长的空白，有了文字就会使用，使用的记录保存下来，就其性质来说就是古代的档案。
属于龙山文化时代晚期的文字至今已有发现。陕西省考古工作者于20世纪80年代在西安市西郊斗门乡花园村发掘了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内有一批原始先民刻写的甲骨文，文字被分别刻写在骨笄、兽牙和兽骨上，现已清理出一批单体P23字、这批甲骨文字体与殷代甲骨又字体接近、有关专家分析认为，这里出土的甲骨文是距今大约4500年到5000的文字。对已出土的各种文化遗迹进行综合分析，在这时期出现文字和保存文宇记录也是比较可信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刻在陶尊上的文宇符号，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有关专家认为，陶尊文字是我国文字的远祖，属于意符文学，大汶口文化已经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了。①参见唐兰：《从大汶口文比的陶尊文字看我国最甲文化的年代》，载《光明日报》1997—07—14。
国家形成之后，为了适应继续发展的杜会生产利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进行国家的管理，需要比较有条理、系统的文书来记录和传递各种信息。这些文书记录又被比较系统地保存起来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古代王朝档案。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就是商王朝使用的一种文书，属于约公元前l300一前1100年的遗物。此后历经多次发掘、共得15万余片甲骨。商代甲骨文，是迄今我国大量发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文字和古代档案。因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所以被称做甲骨文，又因甲骨文多是王室占卜的记录，以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宇，所以又叫“卜辞’。
多年来，经过深入研究，据现今不完全统计，甲骨文的字数约有4500个，说明商代晚期的文宇已相当发达。从其文字结构分析后人所谓的“六书”或称为“六义’，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构成文字的原则。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已经形成比较严密的文字系统，显然， 这样较为完善的文字，是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因而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书应当不是历史上最初始的文书和档案。据郭沫若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字的发展，到商代后期已经基本成熟，殷商的甲古文字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所以说，由于中国原姑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之间社会交往的扩大社会管理和 生产管理的加强，以及人们智力的提高，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产生文字记录和保存早期档案，也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三．外国档案起源
古代埃及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之一，在公元前 5000多年，即早期王国以前就发明了文字、有材料表明古埃及在第一王朝以前，史官们便用墨水把文字写到储物罐上了，而目这些文字的笔迹已有比较流利和稳健的特色。到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000 前2700年）用墨水写在器皿上的象形文字笔画越来越流利了。出自公元前2000多年的埃及纪年石刻，碑文上载有前王朝至古王国第五王朝（公元前4000一前2420年）各法老的名字（他们进行远征等活P24动)，以及尼罗河水位的标记。这部分石刻断片现藏于意大利西西里的巴勒摩博物馆，因而被称为“巴勒摩石碑”。它是现存的埃及最古老的年代纪，成为研究埃及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世界古代文明的另一个摇篮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希腊文为“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两河流域有亚述、巴比伦、阿卡德和苏美尔等文明。最古老的奴隶制国家产生在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大约公元前3000一前2500年，苏美尔地区开始了最初国家的形成过程。考古学和世界史的材料表明，两河流域最古的文献(约公元前4000年)，就是关于供奉祀神费用的农场的文件。苏美尔人在乌鲁克后期(约公元前3200年)产生了最古老的图形文字，是后来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前身。最初是图形符号，后来发展为表音符号和指意符号，二者一起组成词组。这种文字用芦管刻画在泥板上晒干后成为可以长久保存的文书，文字笔画如楔形，因此称为楔形文字(因其形似箭头，又称箭头文字)。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古代埃及、腓尼基、印度、中国等使用象形文字；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波斯等使用楔形文字。这些古老文字是人类积累经验、扩大智慧、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工具，显然也是产生档案必不可少的条件。
最早的古代档案是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是人们窥视古代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窗口。17世纪，从古波斯(今伊朗境内)王宫废墟中发掘的刻写在泥板上的文字记录，引起了一位意大利商人的好奇。他复制了一份拓片带回欧洲，引起了欧洲一些史学家的兴趣。1799年入侵埃及的法国军队在罗塞达城挖战壕时，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三种文字：上部为古埃及僧侣体象形文字，中间是古埃及世俗体象形文字，下部是希腊文。1822年由法国青年埃及学家商博良解译成功，使世人了解到它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为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立的颂德碑。这块石碑引起了学者们的更大兴趣，按发掘地点被命名为罗塞达石碑(图2—2)，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罗塞达石碑的发现和解译成功，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19世纪成了考古的盛行时期。英、法、德、荷、意等许多欧洲国家及美国都派遣了考古队或探险队到古代东方各国进行考古发掘。他们不仅发现了大量文字遗物，还发现了不少古代档案库。
在埃及发现最多的是石刻档案(又称题铭档案)、纸草档案和泥板档案。如1885年在开罗以南287公里处发现的埃尔一阿马尔奈档案库遗址，曾是一座法老档案库，考古工作者从中清理出许多楔形文字泥板档案。
在两河流域发现最多的是泥板档案。从1846年起，英、法等国考古队陆续在古亚述首都尼尼微进行考古，发掘出公元前lo世纪一前6世纪的泥板档案两万余块。1875年，在古罗马帝国庞培城的遗址(在今意大利那不勒斯东南方)发掘出一箱蜡板档案，共127块。1900年以来，英国、意大利等国的考古人员在希腊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古城遗址发现了米诺斯王宫档案库，从中清理出4 000多块泥板档案，分门别类保存在木箱和石膏箱子里。1939年，考古工作者在古希腊皮罗斯城遗址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档案库，从中获得楔形文字的泥板档案618块。
总之，自18世纪末以来的考古发掘，不仅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而且为史学研究挖掘出大量用文字书写的古代档案。它们记载了人类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的发展历史，从而证明了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等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也是最早产生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地方。
从中外档案起源的过程可以看出，档案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以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扩大以及文字发明为基础，产生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由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以后，生产力空前提高，阶级和国家的雏形逐渐产生，强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的实践要求使用文书以记录和传递信息，而文字的出现又为文书记录提供了工具。同时，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继续和发展，需要人们存储有价值的文字信息，以资查考和充作凭证，因此而保存起来的文书则成为档案。随着国家的出现和社会的继续发展；逐渐形成了比较有条理的文书，进而保存积累成较有系统的档案。因此，档案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文字信息记录，是社会发展中的第一代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