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档案史料的编纂出版为编修清史打下厚实的资料基础

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有着保存、收集和整理档案史料的传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为数甚多的档案史料文献。包括诏令、奏议、圣训、实录、起居注、会典、则例、电报等，有的直接取材于档案而纂辑，有的是档案文献的汇编，原始且可靠，其史料价值同样是其他文献资料所无法比拟的。

档案史料编纂以档案为依托，对档案的开发和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档案史料编纂是对档案史料内容进行查选、编纂，以出版的形式公布史料。因为档案史料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内容，各种典章制度，均括其中。此外，档案史料目前保存状况比较分散，需要经过编辑人员辛勤的查找、甄别、整理、考证，之后，将分散在许多全宗案卷内的有关史料集中汇编、选编，由此编纂出版的档案史料，主题明确，史料翔实，便于查阅，从而有效地为历史研究和编史修志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档案利用。编纂出版的另一重要作用是直接减少档案原件的磨损，有利于延长档案的寿命，起到保护档案的作用，也有利于长期保存，不至失传。我国古代从唐朝就开始编纂《实录》，从汉代起就有《起居注》，以后历代都修，这些档案资料成为官修正史的主要史料依据。但是它们流传下来的甚少，只有明、清两代的尚存于世。这些文献史料的失传，主要是被历代统治者藏于深宫秘而不宣，未加刻印。事实证明，一些档案文献史料因编辑成书，刻印出版，像《尚书》、《东西汉诏令》、《唐大诏令》、《宋大诏令》以及各种奏议，而得以流传，并且为后世编史修志提供了史料参考和凭证。因此，档案史料的编纂出版与档案的保管和整理同样是档案基础工作的组成部分，是对档案精细化的整理，对档案内在价值的开发，也是长期保护档案、提供利用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清代档案史料的编纂出版，是直接服务清史工程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１９２５年至今，累计出版各类档案史料１６５部，约４亿字，公布档案史料达６４万余件，总计１２４０册。编纂的形式从最早的《掌故丛编》、《史料旬刊》等丛书类型，拓展到系统出版档案文种类型《中国明代档案总汇》、《军机处上谕档》、《起居注册》、《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内阁《史书》等。专题史料出版选题更加广泛，有以反映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清代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档案汇编》、《辛亥革命》等。

改革开放给档案史料编纂出版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途径。从选题到内容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整理方法不断拓宽，出版形式丰富多样。不仅有专题史料和系列丛书的出版，也有重要文种档案史料的系统公布，如配合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了《香港历史问题档案图录》、《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澳门历史地图精选》。近些年来出版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英使马嘠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清代中朝关系档案汇编》、《清代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明清地震档案》、《清代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清宫秘档珍集》、《御批真迹选编》等等。满蒙文档案也翻译出版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十七世纪蒙文文献》等史料。这些档案史料的出版，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清政府在处理国家统一、对外交涉、经济文化、民族事务、宫廷事务等方面所作的努力。

清代档案由于历史的原因，分存大陆、台湾两地，台湾学者陆续整理出版的档案史料数量也不少。如康雍乾及光绪四朝《宫中档奏折》，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皇帝的《起居注册》；专题档案《海防档》、《矿物档》、《中美关系史料》、《清季教务教案档》、《清代准噶尔史料》、《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年羹尧奏折》、《袁世凯奏折专辑》等。

国内一些地方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也相继编辑出版了不少清代档案史料，所有这些已出版和正在编辑中的档案史料，从不同的方面有效和系统地提供和公布了档案史料，大大丰富了清史研究的资料，为清史工程的纂修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但是，这些与清史工程的需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清代档案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其中许多重要史料尚未深入开发，还远远不能满足纂修清史的需求。围绕清史编修工程，展开大规模的档案整理编纂成为保证清史纂修质量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